城郊的犧牲

無意中找到一篇應該是八到九年前寫的文章，文末說到自己想做會一個新界人。之後搬了兩次屋，現在每天在大墟的舊街窄巷玩貓。我想，我做到了。

至於高鐵，仲未起好。新界，仍然問題處處。可幸的，是當年的戰友，今天個個有頭有面，而且「棕土」二字總算成為常識。不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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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的犧牲》 梁啟智

什麼是新界？小學常識科的教科書告訴我們，九龍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新界。歷史書又告訴我們，新界是晚清時期《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產物。這條問題看起來太顯淺，恐怕就連問答遊戲《係咪小兒科》也會嫌太「小兒科」。然而當筆者第一次踏足石崗菜園村之時，卻發現可能整個香港社會也從來沒有認真回答過，到底什麼是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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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官方定義，社會的想像或者更能改變一個地方的命運。例如當社會普遍把砵蘭街想像成三教九流，連鎖名店和高級餐廳便自然避開，於是一樓一鳳才會有空間繼續經營，主流想像隨之而自我實現。把同一套分析放到新界之中，卻發現關於新界的各種想像雜亂零碎，無法組織到一個主調出來。

千頭萬緒，只有從自己有限的記憶開始。記得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會跟隨父母到親戚在元朗稔灣的農場渡周末。在已退色的記憶當中，曾經在雞場中和數以百計的初生黃毛小雞到處亂跑；那是禽流感尚未成為日常家居名詞的日子。親戚在數年後把農場賣掉，遷到屯門碼頭邊的私人屋苑，拜年的路程從此縮短了許多。數月前和女友重遊稔灣，從下白泥一直走到流浮山；我們找不到從前農場的所在，只見頭頂多了一條跨海大橋，在夕陽中穿過深圳灣，接到被煙霞遮蔽的彼岸。

另一個新界記憶，則是公式化倒模設計的新市鎮。赴美留學之前，筆者在沙田的一條公共屋村居住了二十年。在這環境中長大，新界的意義從來都是相對於市區的。例如在半山名校諗書的同輩，雖然學業成績不一定優勝，但或許是基於人脈網絡的關係，見識和膽色好像都比自己強得多。聊以自慰的，是強調新市鎮的城市規劃井井有條，比人多車多空氣污濁的市區優勝。至於當年獅子山隧道堵車的車隊有多長，治安差的時候如何跟互助委員會拿着木棒去巡樓，則只好選擇性失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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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想像，訴說一個從傳統農村慢慢融入成為擴展市區的新界，市區是個既要模仿又要超越的對象。過去的新界是落後和封閉，註定要被時代所淘汰；二十年前大埔的私人樓盤開賣，曾有過「今日大埔、明日沙田」的口號，活脫脫的一個線性空間發展史觀。教科書中對「城郊化」的描述，都市人如何透過遷到近郊去找尋「更好的生活」，不問就裏便全數被假定為於新界適用。

但這些想像，在菜園村卻統統不適用。近月來，遠離市區的石崗菜園村走上了報章的港聞版，全因耗資六百三十億的廣深港高鐵將會把這兒的一屋一木徹底移平。唐英年說，將來的香港人可以住在東莞去尖沙咀上班，就是靠這條鐵路。高鐵香港段從深圳邊境到西九龍總站，幾乎全程都是隧道，就選了恰恰好在中間的石崗興建車廠和緊急救援設施。政府一聲令下，住在這兒的百多戶居民就要為了中港融合而犧牲。

村民走上保衛家園的抗爭之路，因為先前的諮詢完全沒有提過鐵路走線可能經過菜園村，而該處又不見得是沿線唯一可供興建車廠和緊急救援設施的地方。數個月來，村民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從石崗走到中環出席立法會聽證會，終於得來萬多名市民的反對書。其組織能力之強，遠超房屋及運輸局的意料之內。

雙方爭持的重點，是如何延續村民的生活模式。菜園村是一條「散村」，由五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南來的移民建成。正正是因為非原居民的身分，使他們無論在諮詢和抗爭過程當中都處於劣勢。彊化教條的政策把由三代人建立的家園當作寮屋處理，高官只懂叫合資格的申請公屋。然而對於那些八十多歲，半輩子住在村裏的老人家來說，「上樓」並不是一個選擇。他們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受不起如此巨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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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我們又回到如何想像新界，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問題。談新界的農村，我們很容易就會想像到那些圍村盤菜宴或太公分豬肉的大場面，和鄉公所中高懸着歷代鄉紳父老的發黃照片。和這種想像相對應的，是香港政府治理新界的模式：從港英時代開始的丁屋特權到特區政府吸納「新界皇」入行政會議，都是由原居民的利益出發。如果菜園村是一條原居民村，村民參與諮詢的渠道會否更為暢通？搬遷的安排會否更為以人為本？這兩條問題其實有點多餘：如果菜園村是一條原居民村，設計高鐵的官員大概早早就已主動要鐵路的走線避開了。

修橋築路，在發展至上的香港常都被理解或誤解為社會進步的象徵。這點在新市鎮的想像中或者適用，本地學者已對新市鎮的生活模式如何建構香港本土意識有相當詳細的紀錄。然而鐵路的興建雖然要摧毀這條村落，卻不會為新界帶來些什麼好處。高鐵總站設於西九龍，日後住在上水或元朗的新界人要乘搭和諧號列車，到深圳的福田站可能更為方便。高鐵應否在新界設站，並不是一條非黑即白的問題；不過「有車廠、冇車搭」能夠成為抗爭口號，或者也反映出另一種想像和現實之間的落差。

從傳統農村慢慢融入成為擴展市區的新界想像，對菜園村固然並不適用。然而如把目光投到新界的其他角落，同樣見到各種混亂錯置的印記。

自從錦繡花園以來，地產商一直意圖把美式近郊小區的假想中產生活轉世移植到新界。畢境香港大多數的郊野公園都在新界，要推銷世外桃園的想像並不困難。不過，這想像卻永遠是帶有選擇甚至自相矛盾的。地產商一方面需要新界的土地興建低密度住宅，同時又刻意忽略它們其實位於新界。當中最具創意的新盤就在菜園村附近，地產廣告稱曰位於「西九龍鐵路第四站」，一下子就把錦田和市區的距離拉得很近。

這種「位處新界卻又不是新界」的想像，在這些所謂「柵欄社區」的日常生活當中或者更為明顯。一整排的單棟式小屋被高高的鐵網圍繞，只剩下由二十四小時保安看守的閘門供住客進出。他們每天從這兒開車經快速公路到中環上班，和新界的關係也就只有這一丁點；雖然住在新界，卻非活在新界。這些發展越來越多，卻恐怕難以完整地代表新界的現在或未來。

更為難以理解的，是我們把新界想像為世外桃園的同時，卻又把各種厭惡設施放在新界；堆填區、焚化爐、貨櫃場、廢車場和回收場，散落在鄉郊各處。石崗就有一個面積比菜園村大數倍的露天儲存庫，村民曾質問為何不能把車廠設在該處，卻得不到港鐵的滿意答覆。政府的宣傳片說鄉郊地區的發展雜亂無章，是個別業主誤用土地的問題，還叫市民投訴舉報，然而我們何曾見過政府就這些設施有通盤的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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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我們不得不再回到文首的問題：什麼是新界？原來這問題不同人有不同答案：是屏山文物徑的祠堂；是天水圍的倫常慘案；是西貢碼頭的海鮮酒家；是港鐵上蓋「身在城內、感覺世外」的安樂窩；也可以是一個讓港島人和九龍人「眼不見為乾淨」的垃圾場。這張清單可以無限延長，但新界卻只得一個；我們如何想像新界，是有實際後果的。

什麼是新界的另一面，就是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新界。如果香港不需要有農業（無論是傳統的水稻耕作還是現代的溫室水耕菜），則把菜園村的居民搬到公屋是合理的，把雞場豬場和相帶的污染和健康風險搬到內地也是合理的。但在揮刀之前，請容許先問一句：香港人對於「什麼是新界」，是否已有共識？

城市研究的一大通病是只看城市。這句話有點弔詭，然而任何一個「宜居城市」都不獨立存在於一個抽象空間當中，而受其周邊環境影響甚至主宰。香港城市發展的討論，如果只談維港兩岸的高樓大廈，而不談新界和市區的相互影響，則肯定不完整。然而要在香港談城鄉關係，卻要先搞清楚在本土的政治經濟脈絡之下，「鄉」是一個何等多元複合的概念。菜園村的存亡並不是個別例子，它所呈現的種種問題，在粉嶺北和古洞北等未來新市鎮也找得到。保衛菜園村的運動，或者可以成為反省「何謂新界」的起點。

兩年前結束漫長的遊學生活後，沒有回到沙田的老家居住，而遷到堅尼地城的電車路旁。不能再以新界人自居，感覺其實有點失落。機緣巧合，有幸認識和參與菜園村的抗爭。站在石崗菜站門前，看着村民聲討政府和港鐵的示威橫額，老伯伯義賣親手種植的蘿蔔和瓜菜，好想做個新新新界人。

（刊於茶杯月刊第九十一期專題）